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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6个私募基金违规运作的典型案例(下)
发布时间:2018-04-27

 
 

2017年7月1日起,《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该法规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投资者保护办法。因此,对私募机构而言,加强投资者教育将成为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本文整理了来自中国证监会的私募基金投资者教育典型案例,供大家学习参考。

 
 

四、通过私募产品收益权拆分转让  规避合格投资者标准和人数限制

 

2015年,上海证监局在日常监管中关注到,辖区某互联网金融平台通过将私募产品收益权拆分转让给投资者的方式,销售私募投资基金,引发多起投资者投诉。

 

(一)案情简介

 

1、基本情况。“××宝”为互联网金融平台,通过其网站、APP等互联网形式,为产品转让方和受让方提供收益权转让服务。其平台运营商为上海某金融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J公司”)。“××宝”主要模式为“收益权转让”服务。客户可在平台上受让基础产品收益权,其中基金资产类别包括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的资产管理计划、有限合伙型及契约型私募基金等。

 

2、具体模式。首先,由J公司全资控股的SPV公司(以下简称“Y公司”)作为合格投资者,先行购买相关私募产品,比如,券商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基金公司或子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以及私募机构发行的私募投资基金等。然后,由Y公司将其持有的私募产品收益权分拆后,通过“××宝”转让给注册用户。注册用户为增加所持收益权的流动性,可以通过“××宝”再向其他注册用户转让收益权(具体模式见图 1)。“××宝”设定的投资金额起点分别为1000元(固定收益类)和1万元(权益类)。此外,按照Y公司和投资者签署的《收益权转让协议》约定,私募产品的风险和收益在转让后均由受让方承担。

 

3、监管措施。依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监局对平台运营商J进行了处理。目前平台运营商已经停止相关业务,并有序清理存量产品。

 

(二)案例分析

 

该案是私募基金领域以金融创新名义,变相突破合规底线的典型案例。由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了合格投资者的标准,一些公司为规避相关规定,通过创设收益权转让业务,试图突破合格投资者的相关标准。

 

1、收益权转让业务违规情况分析。

 

(1)违规转让私募基金等私募产品份额。按照平台提供的《收益权转让协议》约定,私募产品的风险和收益在转让后均由受让方即投资者承担。因此,通过平台转让私募基金份额收益权,本质上相当于转让了私募产品的份额。

 

(2)向非合格投资者开展私募业务。借助平台作用,私募产品份额收益权拆分后,被转让给远低于100万元投资门槛的个人投资者,规避了私募基金合格投资者标准的要求,违反了《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一条“投资者转让基金份额的,受让人应当为合格投资者且基金份额受让后投资者人数应当符合前款规定”和第十二条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的规定。

 

(3)单只私募基金投资者人数超过法定上限。监管部门发现平台存量私募产品中,有130只产品的投资者人数超过200人,违反了《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一条投资者转让基金份额的,受让人应当为合格投资者且基金份额受让后投资者人数不得超过200人的规定。

 

(4)违规转让资管计划份额。借助平台拆分转让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资管计划份额的行为,违反了《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集合计划存续期间,证券公司、代理推广机构的客户之间可以通过证券交易所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交易平台转让集合计划份额”以及《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第二十五条“资产委托人可以通过交易所交易平台向符合条件的特定客户转让其持有的资产管理计划份额”的规定。

 

2、收益权转让业务盛行的原因分析。随着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迅速发展,P2P网贷、众筹等业务创新层出不穷,多家互联网金融平台推出的收益权转让类业务引起了投资者的广泛关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1)理财产品市场存在空档。利率和金融媒介的非市场化,导致金融市场效率较低。部分资金需求方无法通过正规渠道进行融资,而作为资金供给方的普通投资者,又找不到合适的金融产品投资渠道。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资金需求方希望借助互联网金融平台募集资金,而互联网金融平台缺乏足够的金融产品设计和风控能力,不想将募集资金投向信用风险较高的资金需求方。另一方面,普通投资者对传统金融产品,如券商、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和知名度高的私募机构发行的私募产品认同度高,认为在兑付等方面有保障。因此,不少互联网平台利用制度空白,将土述传统金融产品进行拆分后,转让给广大中小投资者,既满足了中小投资者申购私募产品的需求,又可以为平台运营商赚取相对稳定的收益。

 

(2)借助“收益权拆分转让”概念,以金融创新名义规避法律监管。现行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未对私募基金份额收益权的拆分转让作出明确限制,也未对私募投资基金份额收益权转让的受让人主体资格、受让金额、受让人数作出限制性规定。类似“××宝”这样的互联网平台,利用收益权这一非法定概念,自主设定投资者认购起点、主体资格及投资者总数,变相突破《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门槛和人数限制。

 

3、收益权转让业务的风险分析。

 

(1)投资者有可能承担超越自身能力的风险。按照《收益权转让协议》约定,私募产品拆分转让后,其收益及风险均转移给受让方。注册用户取得相应私募产品收益,承担私募产品的风险;SPV公司不享有私募产品的收益,亦不承担私募产品的风险。而私募产品具有高风险属性,需要具有一定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的投资者才能购买。但私募产品收益权的拆分转让,降低了合格投资者的门槛,让部分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较弱的投资者承担了本不应由其承担的风险。

 

(2)SPV公司破产清算风险。当SPV公司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主动清算SPV公司时,注册用户在《收益权转让协议》项下可获得的收益构成SPV公司的对外债务。根据《企业破产法》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时,SPV公司的财产包括《收益权转让协议》项下对应基础资产所产生的收益将成为破产财产,注册用户在《收益权转让协议》项下可获得的收益构成普通破产债权。SPV公司的破产财产首先清偿优先债权后仍有剩余的,注册用户根据《收益权转让协议》被确认的债权和其他无优先受偿权的债权(即其他普通破产债权)将按比例受偿。即当SPV公司破产时,投资者可能无法拿回自己的全部本金。

 

五、借助众多合伙通道搞资金池和利益输送

 

(一)案情简介

 

Y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Y公司”)是一家注册在北京的基金管理公司,2014年在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且备案了1只产品,但其实际投资运作了27个产品。其处于存续期的产品规模大,涉及投资者众多,产品兑付压力大,个别产品已出现兑付风险。

 

经查,Y公司发行Ml、M2……Mn等多只私募产品,设立了Al、A2……An等多个有限合伙企业。合同约定,Ml由Al作为资金募集及运作主体,但实际由A2代理。合同约定M2投向信托产品劣后级,但实际投资中为规避监管,将资金汇入某个人账户并以其名义投资于信托产品。合伙企业之间与管理人账户之间存在多笔资金往来。M3产品成立后,资金转入合同未约定的其他单位账户。

 

Y公司的主要销售合作方是B公司,B公司负责资金募集。B公司又与Y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由B公司进行项目投资,所得收益在B公司与Y公司之间分配。经查询工商信息,B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与Y公司在法律上并无关联关系,但其关联公司的股东等个人却以合伙人的身份多次参与Y公司的基金运作。

 

Y公司将部分基金财产与公司固有财产及他人财混同、涉嫌挪用基金财产等行为,严重违反了《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托管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及其他私募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从事私募基金业务,不得有以下行为:……侵占、挪用基金资产”的相关规定。对此,北京证监局对Y公司进行了处理。

 

(二)案例分析

 

该案是利用多种形式搞“资金池”的典型案例,一旦资金链断裂,则最终将会演变成“庞氏骗局”。

 

1、规避监管,搞“资金池”。Y公司为募集充足的资金,通过多种形式搞“资金池”。一是通过发行多期产品,产品均投向同一项目,为满足不同运作阶段的资金需求,常常需要“借新还旧”。二是通过超额募集资金,将部分资金投资于约定项目,其余资金用于偿还到期产品的约定收益。三是公司将募集资金投入亏损项目,弥补损失。

 

2、私募基金管理人通过复杂的关联方进行利益分配。Y公司的主要销售合作方是B公司,B公司负责资金募集。B公司又与Y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由B公司进行项目投资,所得收益在B公司与Y公司之间分配。经查询工商信息,B公司与其关联公司和Y公司在法律上并无关联关系,其关联公司的股东等个人却以合伙人的身份多次参与Y公司的基金运作,其中的关联关系千丝万缕、难以辨别。

 

3、私募机构利用登记备案的合法外衣迷惑投资人。《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从事私募基金业务的管理人须在基金业协会进行登记,其产品须备案。但基金业协会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和私募基金办理登记备案、公示其信息不构成对资金管理人投资能力,持续合规情况的认可;不作为对基金财产安全的保证。Y公司虽已登记为私募管理人,并备案了1只基金,但投资人在购买公司产品时,仍需审慎识别可能存在的风险。

 

六、借助嵌套式合伙架构掩盖利益输送意图

 

(一)案情简介

 

2014年12月,湖北证监局在日常监测中发现A公司在各居民区和主要街道大肆散发宣传单销售私募基金,初步判断A公司涉嫌向不特定人群违规销售私募基金产品,并于2015年1月对A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检查发现,A公司是一个总部设立于武汉的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主要从事私募基金代销和互联网P2P业务。A公司代销其关联方深圳市M公司发行的M1和M2两只基金产品,向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募集资金后,投向其关联公司的两个地产项目中,但并未向投资者如实披露。

 

M1和M2两个产品均由M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出资额为总募集规模的5%,余下的资金通过设立多期有限合伙形式的股权投资企业,募集资金,每期股权投资企业又分设多级合伙企业。通过这种嵌套式投资结构,两个私募产品向众多个人投资者募集。合伙期限为一年期、三年期、五年期,投资金额为20万元起。

 

2015年11月16日,A公司在其门店张贴告示“M公司出现资金链断裂,Ml和M2两只产品无法正常兑付”,投资者对此反应强烈。11月26日、27日约300余名投资者连续两天到省、市政府群体上访,至此,A公司的非法集资风险爆发。武汉市公安局对A公司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

 

湖北证监局对A公司向非合格投资者销售产品、单只产品募集人数超200人等违规行为进行了处理,并将A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的风险情况向省、市政府进行了专题汇报,并通告基金业协会。

 

(二)案例分析

 

从A公司私募基金发生风险情况来看,私募基金只是他们借用的名义,以嵌套式合伙架构进行非法集资牟利才是风险集中爆发的原因。产品设计上,公司通过复杂的产品设计掩盖真实资金流向,采取异地代销的方式规避行业监管。具体运作中虽然名义是股权融资,但实质上是债权融资,高成本、期限错配、风险错配,基本属于自融自投行为,资金池业务、庞氏骗局等特征明显。

 

1、别有用心的机构设置暗藏规避监管的动机。A公司作为销售机构,代销其关联方的基金产品,募集的资金流向其关联方的项目。整个机构功能设置中,A公司采取将私募基金管理人与销售机构异地注册的方式,将基金发行与基金销售环节异地分割,呈现明显规避私募机构属地监管的特征,基金注册地及基金销售地的监管部门均无法真实、及时、全面掌握私募基金的整体情况,影响了监管实效;同时,也不便于投资者及时掌握基金发行及项目运作情况。A公司采用的机构设置架构存在明显的规避监管的意图。

 

2、错综复杂的基金产品设计掩盖非法集资的目的。A公司所售基金产品经过精心设计,试图掩盖其违法违规行为。一是从基金产品设计来看,其募集资金通过设立多期有限合伙形式的股权投资企业,每期股权投资企业再次分设多层级投资合伙企业,形成嵌套式合伙企业结构,向个人投资者募集资金。嵌套式合伙企业结构扰乱了资金流向,无法清晰反映投资者的资金投向及利息来源。二是从投资周期来看,合伙期限为一年期、三年期、五年期,投资金额为20万元起,体现出投资周期短、承诺保底收益、募集资金投向长周期房地产项目的特征,容易出现借新还旧、短融长投、资金错配的局面。一旦遇到行业周期性风险,出现市场深幅调整,容易导致资金链断裂,加剧风险爆发。三是从基金产品投向来看,具有典型的“自筹自用”特征。将募集资金投入关联企业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没有真实反映投资者与项目公司之间的股权投资关系,涉嫌欺诈客户,极易产生利益输送和股东侵占行为。

 

3、高端大气的营销策略博取投资者的信任。A公司向不特定对象销售基金产品,销售对象以普通老百姓为主,其中又以中、老年人居多,合格的高净值客户群体较少。这部分投资者缺少基本的投资常识,私募机构的营销方式对他们的投资意愿产生较大影响。A公司在基金销售中抓住投资者的心理偏好,采取门店银行化、员工白领化等具有欺骗性的销售手段,结合“门店+私募基金”、“广告+私募基金”、“传单+私募基金”等销售模式,将非法集资行为包装上合法的外衣,伪装成类银行理财产品,极大地弱化了投资者的防备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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